马雪松，马雪松，在非洲创业的中国草根，用一座小工厂改写命运

我叫马雪松,1986年生，河北保定人，四个月前，我还蹲在老家县城一家汽修厂的角落里，满手油污地拆着一个变速箱，那时候我身上最值钱的东西，是一部用了三年的华为手机，和一张被揉得皱巴巴的、飞往尼日利亚拉各斯的单程机票。

你敢信吗？一个只有初中学历、英语全靠“散装”加比划的普通工人，没有金主爸爸，没有精英背景，靠着借来的几万块钱，跑到据说“全世界最乱的地方”之一去开厂，他还真的活下来了，并且赚到了钱。

听起来像天方夜谭,但这确确实实是马雪松过去八个月的真实经历。

我见到他的时候,他刚从尼日利亚回保定没几天，皮肤晒得黝黑，穿着一件印着“中国石油”字样的旧工服，他坐在我对面，狼吞虎咽地吃着一碗驴肉火烧，吃得满头大汗，然后抬起头，冲我咧嘴一笑：“哥，你不知道，在尼日利亚想吃这一口，比登天还难。”

就这么一个看起来极为普通的北方汉子,身上却带着一股让人无法忽视的“狠劲儿”和“野草般”的生命力，他的创业故事，没有那些光鲜亮丽的互联网大厂叙事，有的只是最原始的生存本能和极致敏锐的嗅觉。

他是怎么发现这个“财富密码”的呢？

时间拉回到两年前,马雪松在汽修厂干了十多年，技术没问题，但干得没劲。“一个月撑死了挣八千块，刨去房租水电，给老婆孩子寄点钱，自己手里就剩个烟钱。”他不甘心，他开始在网上疯狂地找信息，他注意到了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细节——拉各斯，这个非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，满大街跑的都是各种“上了年纪”的二手车，尤其是来自欧洲和日本的报废车，这些车在当地被修了又修，底盘、悬挂、发动机，到处都是问题，而当地几乎没有像样的汽车配件加工厂，所有东西都靠进口，价格贵得离谱。

“我当时就想，那些复杂核心的部件咱做不了，但一些基础的、不涉及高精度的底盘件、拉杆、衬套，我能不能做？”马雪松说干就干，他抵押了老家的房子，又从亲戚朋友那凑了不到30万，买了两台二手的冲床和车床，连船运带通关，一路磕磕绊绊地运到了拉各斯，因为签证问题，他一开始连厂房都租不到，最后是花大价钱，通过一个当地黑人中介，在一个高速公路旁边的破旧居民区里，找了一个铁皮棚子。

“第一天到那个破厂房，我人都傻了，没水，没电，周围全是生锈的铁皮，一推门差点塌了。”更让他崩溃的是，雇来的四个当地工人，第一天上班就给他来了个“下马威”。“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流水线，什么叫效率，干十分钟活，就要休息半小时，还要听音乐跳舞。”马雪松急得直跺脚，语言不通，沟通全靠喊和比划，他一度想打退堂鼓，心想自己在中国好歹是个技术骨干，在这儿却像个“野人”一样从零开始。

转机出现在他咬牙坚持了两个月之后。

他生产的第一批简易底盘拉杆和转向球头推向市场,不到一周就被卖光了，原因无他，价格只有进口货的三分之一，虽然寿命可能只有进口货的百分之七十，但已经足够当地司机们用一年以上。“非洲兄弟们开车，不像咱们那么讲究，只要便宜，能让车能动，不散架，他们就抢着要。”马雪松说，他第一次接到当地一个车队修理厂老板的订货电话时，激动得差点把手机摔了。

他开始摸索出一套独特的“草根管理法”，他不再试图用中国的管理方式去要求当地人，而是和他们“打成一片”，他学会了几句简单的生活用语，把工作节奏改成“干四十分钟休息十五分钟”，利用休息时间和他们一起喝当地的茶，一起跟着音乐扭两下，他还搞了个“绩效奖”，干得最快的工人，下班他能多给一包当地产的薯片。

“你别小看这一包薯片，对于很多一天生活费不到五块钱的工人来说，那就是天上掉馅饼。”马雪松苦笑，“你会发现，他们其实很聪明，也很实在，只要你给够了尊重和一点点甜头，他们能用百分之两百的效率帮你干活。”

他的小厂已经稳定运行了八个月,雇了十二个当地工人，每个月能卖出上千套配件，利润虽然不能和那些大公司比，但每个月稳稳进账两三万人民币，比他在保定干一年挣得都多，他计划着明年扩大规模，再上一条半轴生产线。

采访快结束时,我问马雪松，你凭什么觉得这事儿能成？他收起了脸上的笑容，沉默了一会，说了一段让我印象极深的话：“哥，咱们这些普通人，没资源没背景，唯一能拼的就是胆量和见识，你看别人看不见的犄角旮旯，干别人嫌脏嫌累嫌麻烦的土活，你就能活下来，非洲这片土地，遍地是机会，但属于我们这些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”

马雪松的创业故事,没有高深的理论，没有炫目的商业模式，只有一身油污和一个坚定的背影，他就像一株野草，在贫瘠的土壤里，硬生生地扎下了根，开出了花，或许，这才是无数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，在宏大时代里最真实、最生猛的奋斗模样。

他说他过几天就要回拉各斯了,那边的工人还等着他回去发工资，离开前，他回头冲我喊了一嗓子：“下次来，请你吃我们厂门口做的烤木薯，贼香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