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城县，中国最早的黑丝，不在成都，而在韩城？

谁说丝袜是现代的产物？

我第一次在韩城见到司马迁祠时，司机师傅用浓重的关中口音跟我说：“你知道不？中国最早穿丝袜的男人，就埋在这塬上呢！”

我愣住了。

司马迁祠坐落在韩城芝川镇的司马坡上，背靠梁山，东临黄河，站在祠堂门口，风从远处吹来，带着黄土高原特有的干燥和粗粝，司机师傅说，这里原来是春秋时期梁国的旧地，后来做了汉朝的夏阳县，“可是太史公的老家呢！”

走进祠内，我看到的不仅是司马迁的雕像,更看到了一个倔强的灵魂。

所谓“最早穿丝袜”，不过是当地民间的一个戏谑说法，但在司马迁生活的那个时代，丝绸确实是贵族才能穿得起的奢侈品，而司马迁，这个在宫廷里写下《史记》的史官，他在太史令的职位上,确实有资格穿丝袜。

可我更在意的是他为什么要写《史记》。

有人说，司马迁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；有人说，他是为了青史留名，但我站在司马迁的墓前，看着那些斑驳的石碑，忽然觉得，这些都是借口，他写《史记》，更多是因为——他不得不写。

李陵之祸后，他选择了宫刑，活了下来，为什么？为了写《史记》，这个理由说不上多么崇高，甚至有些赤裸裸的功利，但正是这种功利，让《史记》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书。

司马迁没有把历史写成冰冷的编年史，而是写成了一个个鲜活的人，项羽的悲歌，刘邦的无赖，韩信的隐忍，张良的智慧……他写这些，不是为了歌颂，而是为了记录，记录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的人，记录他们的欲望、矛盾、挣扎和无奈。

站在韩城的黄土高坡上，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“孤独”。

这种孤独不是没有人陪伴，而是当所有人都醉心于高官厚禄时，只有一个人执拗地想要说真话，司马迁在自己的时代里，是孤独的，但正是这种孤独,让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。

现在的韩城，依然是那个韩城，黄土依旧，黄河依旧，但在韩城的老街上，我看到了不同的东西，那些斑驳的牌坊、古旧的民居、窄小的巷子,都在诉说着这里曾经的繁华与落寞。

我在一家卖龙门特产的店前停住了脚步，店主是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，见我打量着他卖的羊肉饸饹，便说：“这可是正宗的韩城味道，当年司马迁出门做官时，家里的老娘就给他做这个。”

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历史依据,但我宁愿相信它是真的。

离开韩城时，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司马坡，夕阳西下，司马迁祠的轮廓被染成了金色，我想起《史记》里的一句话：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”

司马迁用他的方式和命运抗争，写下了这部鸿篇巨制，他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,但换来的是不朽。

韩城这个看似普通的地方，因为有了司马迁，就有了厚重和底蕴，在西安的西影路附近，现在挤满了穿着各种时尚服装的年轻人，而在两千年前的韩城,已经有人穿上了当时最高级的丝绸。

也许，这就是历史的有趣之处，你以为很远的东西，其实就在身边；你以为很现代的时尚，其实早就在古人的脚踝上晃动，而真正穿越千年的，不是那些丝绸，不是那些黑丝，而是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写下的那些文字。

那些文字，比任何布料都要耐穿,比任何时尚都要持久。